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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》文化精神:中国史学的一座高峰

文章标签:史记史学司马迁一座中国   文章来源:中国传统文化   发布时间:2020-08-25 22:28:20

中国有着世界上体例最完备内容最详尽的历史记载,从“巫史不分”到“左史记言‘右史记事”,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典籍都可归之一历史文献。

《史记》文化精神:中国史学的一座高峰

孔子作春秋,春秋笔法一直影响着传统史学的史书编纂。司马迁的史记是继孔子春秋之后的又一座高峰,它不仅使史学从经学里脱离出来,奠定了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地位,更提供一种观察历史、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。

《史记》文化精神:中国史学的一座高峰

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为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历,司马谈临死时抱憾对司马迁说,从孔子作春秋以来四百余年,“诸侯相兼,史记放绝。今汉兴,海内一统,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,余为太史而弗论,废天下之史文,余甚惧焉,汝其念哉”。

《史记》文化精神:中国史学的一座高峰

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,决心编撰一部通史。即使下狱受刑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,终成世家之绝唱,给后世留下一部不朽巨著。《史记》文化精神对中国文化也有着深层次的精神影响

究天人之际

探索历史的主体与客体或者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。司马迁没有超越战国至汉代流行的天命神学和五德终始观念,但在具体叙述中,天被赋予了多重含义,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,支配个人命运的盲目必然性“命”。

《史记》文化精神:中国史学的一座高峰

项羽乌江自刎,“此天之亡我,非战之罪也”,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命,司马迁不同意,说项羽是“自矜攻伐,奋其私智”。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无法科学的揭示天与人之间的关系,但是他能以人为中心,就有力的冲破了当时社会“天意神异”的迷信氛围。

通古今之变

司马迁认为“无声则衰,时极而转,始终之变也”,实质是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,“三王异世,不相袭礼”,“居今之世,志古之道”。

《史记》文化精神:中国史学的一座高峰

司马迁不是像迂腐的儒生那样盲目法古,而是充分肯定社会变革。《六国年表》中分析秦统一天下的原因,“世异变,成功大”。这种不守旧、不循古的态度,以及以古为鉴,服务金世的思想,为中国传统史学树立了进步历史观的典范。

成一家之言

历史学不仅世简单叙述史实,还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阐述,回答为什么的问题。唐代史学家刘知己认为史学家需要有:“史识”、“史学”、“史才”三长,尤其是史识。

《史记》文化精神:中国史学的一座高峰

司马迁写《史记》“不与圣人同是非”,如汉初经过文静之治,休养生息,生活物质丰富、人民生活水平提高,贾谊董仲舒等儒士担心这回导致人们思想腐化,道德下降,极力抨击。司马迁却大加赞扬,他认为富裕有助于人们提高道德水平而减少犯罪,“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,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”。

善恶必书直实笔录

司马迁作《史记》“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”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史之为务,申以为戒,树之风声”。被儒家当教化的基石。

《史记》文化精神:中国史学的一座高峰

司马迁所处汉武帝时代,汉武帝雄才大略,文治武功,但也迷信方士、任用酷吏、奢侈浪费。司马迁对这些都是直言不讳,借汲黯之口“内多欲而外实仁义”,揭露汉武帝的虚伪,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。“不掩恶不虚美”是古代著史最重要的一条原则,

富者,人之本性

司马迁在史记中,专门加了两卷《平准书》、《货殖列传》来分析社会的生产和贸易,他认为经济财富往往比礼仪教化起着更大的作用,这是对传统思想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的一种极大冲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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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富者,人之本性”当政者只有让这种人性自由发展,以此产生充裕的社会财富,才是社会的稳定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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